关于《诗经·甘棠》中“召伯”的身份，历来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人：周初的召公奭与西周晚期的召伯虎。前者是历代研究者的主流意见，后者较为晚起，以其反传统的姿态在近现代赢得了众多拥护者，影响巨大。本文尝试将“召伯虎说”之源流演变作一梳理，以便学界参考。 当今学界多以《论衡·须颂》“宣王惠周，《诗》颂其行；召伯述职，周歌棠树”之语[1]848，作为“召伯虎说”的最早证据。实则此语中“宣王”“召伯”未必具有对应关系，且“召伯述职”亦见《法言·先知》：“昔在周公，征于东方，四国是王；召伯述职，蔽芾甘棠，其思矣夫！”[2]286相似的言论亦见西汉文献，《说苑·贵德》：“召公述职，当桑蚕之时，不欲变民事，故不入邑中，舍于甘棠之下，而听断焉。陕间之人，皆得其所，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。”[3]94西汉韩《诗》学派的王吉亦曰：“昔召公述职，当民事时，舍于棠下而听断焉。是时人皆得其所，后世思其仁恩，至乎不伐甘棠，《甘棠》之诗是也。”[4]3058东汉时期文献如《白虎通·巡狩》亦言“召公述职”[5]292。凡此足证“召伯述职”与“召公述职”的同一性，两者显然指涉同一事实。将《论衡》之语理解为召伯虎述职，盖未深察。诸例中的“召伯”即召公奭。《甘棠》“召伯虎说”并未产生于汉代。持“召伯虎说”最为详尽的意见，来自清代的牟庭： 召伯，召穆公虎也。穆公以世职为王官伯，事厉王、宣王、幽王，既老而从平王东迁，纠合宗族，作《常棣》之诗，于时国家新造，穆公劳来安定，劬劳于野，尝宿甘棠树下，其后穆公薨，而人思之，封殖其棠，以为遗爱。此诗所为作也……《召南》言“平王之孙”，则是东周诗明矣！东周之诗，不应有康公之棠，一也；周公大圣，遗爱之长，不后于召公。若《召南》诗为美召康公，而《周南》诗何为不美周文公也？二也；《风》、《雅》中多穆公诗，如《黍苗》云“召伯劳之”、《崧高》云“王命召伯”，及此诗云“召伯所茇”，称号皆同，明一人也。至诗中言及召康公，则如《江汉》云“召公维翰”、《召旻》云“有如召公之臣”，皆曰召公，不曰召伯，三也。[6]147?150 其所提出的三点论证分别是：其一，《召南·何彼襛矣》有“平王之孙”句，故知其为东周时候的诗。既然如此，《召南》中就不应该有西周初期的人与物；其二，《周南》中没有赞颂周公旦的诗，所以《召南》中也不可能有赞颂召公奭的诗；其三，《诗经》中其他篇章提及“召伯”者，皆为召穆公，召康公在《诗》中则为“召公”。结论是，《甘棠》当为召穆公（召伯虎）之诗，而非召公奭之诗。 牟氏的前两点论证颇为牵强，逻辑有所不通：首先，《诗经》的成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其中诗篇的时间跨度极大，不能因为某一篇诗的年代，便断定该部分之诗皆属此年代。具体到《召南》，即不能因为《何彼襛矣》为东周之诗，便断定《召南》十四篇诗皆为东周之诗。况且，即便皆为东周之诗，未必诗篇中就不能出现西周的人与物，后代之诗完全可以反映前代之事。诗篇的产生年代与诗篇中的事件年代，根本不是一回事，传统的经学家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，牟氏看来也未能例外。其次，周公之遗爱，固然不后于召公，但这与有无诗篇赞美周公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，《诗》固然与政治、史事紧密相关，但《诗》并不能也不必反映所有的政治、史事情况。所有的文学艺术，都不可能是现实的悉数映现。况且即便有诗篇对周公的伟大功绩进行赞颂，其是否留存在今日“诗三百”中，尚属疑问。简言之，据《周南》无赞美周公之诗，无法断定《召南》中必无赞美召公之诗。牟氏的前两点论证，是不能成立的。最关键的是第三点论证，即从《诗经》中的称谓类比出《甘棠》中“召伯”的身份。牟氏此论，虽然未必为后来的许多研究者，尤其是20世纪以来诸多具有疑古倾向的学者所见，但这样的论证方式和结论无疑在近代以来颇为盛行，直到今天，仍是持“召伯虎说”者的第一利器。 梁启超认为：“如《甘棠》，因有‘召伯所茇’，毛郑硬认作召公奭，说是周初的诗。但公、伯显然有别，伯是五伯的伯，《诗》有郇伯、申伯，都是西周末年的人，《诗·大雅·召旻》称召公奭为召公，不称召伯，可见《甘棠》最早不过西周末年的诗。”[7]98其论证仍是从“召伯”之称谓入手，且已涉及公、伯等级的不同，惜未充分展开。陆侃如、冯沅君合著的《中国诗史》论述道： 召伯之名在三百篇中凡三见。一见于《召南》之《甘棠》，再见于《小雅》之《黍苗》……三见于《大雅》之《崧高》……这里都是指江汉征淮夷之召穆公虎，是宣王时人。召公之名凡二见。一见于《大雅》之《江汉》……再见于《大雅》之《召旻》……这个召公方是周初的召公奭。我们看了这几个例证，便知《甘棠》之召伯当然是召虎了。他曾到过南方，产生《甘棠》之诗是很可能的。[8]68?69 其对于称谓问题的论说，与清代的牟庭并无二致。不过，提及召伯虎与周朝南方的联系，则显示出坐实此说的努力。如果说此处还是谨慎地揭示一种可能性，傅斯年则突出强调了召伯虎与南方的联系：“周衰楚盛，召伯虎之功不得保持，国人思之。”[9]203直接将《甘棠》的背景设置为周王朝与南方地区的紧张态势。后来，屈万里解释此诗曰：“南国之人，爱召穆公虎而及其所曾憩息之树，因作是诗……早期经籍，于召伯虎或称公，而绝无称召公奭为伯者。召伯之称……皆谓召虎；而《大雅·江汉》之篇，于虎则曰召虎，于奭则曰召公，区别甚明。”[10]28其言论根源，仍在称谓。 嗣后随着古史研究的深入，召伯虎的事迹及其与南方的联系已经日渐清晰，并得到研究者的重视。高亨《诗经今注》曰：“周宣王封他的母舅于召南域内，命召伯虎到召南给申伯筑城盖房……召伯作这件事很卖力气。他当时的住处有一颗甘棠树，他离去后，申伯或申伯的子孙或其他有关的人，追思他的劳绩，保护这棵甘棠树以资纪念，因作这首诗。”[11]21此论已立足于召伯虎在南方地区的经营而立说。相近的思路亦见于程俊英、蒋见元《诗经注析》：“这是人民纪念召伯的诗……《诗经》时代的人将周宣王的大臣召虎才称为召伯……召伯辅助周宣王征伐南方的淮夷，老而从平王东迁，颇著功绩，人们作《甘棠》一诗怀念他。诗当作于召伯死后，其年代约在东周初年。”[12]38需要说明的是，言召伯虎“老而从平王东迁”（包括前引牟庭说），恐非事实。根据《史记·周本纪》和《国语·周语》的记载，召穆公在厉王时已为卿士，曾谏厉王止谤。厉王被逐，太子静被召穆公藏于家中，遂得免祸。“共和行政”14年后，太子静被立为天子，是为宣王。厉王时即为卿士，说明上一代之召公此时已经退出王室核心集团，召伯虎此时之年龄当在40左右，不会太年轻。宣王在位46年，加上之后幽王在位的十余年，平王东迁时，召穆公若在位，当已在百一十岁以上。以古人之年寿而言，似不太可能。且召穆公这样的王室重臣，若果真随平王东迁，各类文献中当有痕迹。所以，言《甘棠》年代为东周初年，并无充足凭据。牟庭的看法，应与其对《小雅·常棣》之诗的认识相关。 《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》载富辰之语：“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，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：‘常棣之华，鄂不韡韡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’。其四章曰：‘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’”[13]1817而《国语·周语中》载富辰之语则曰：“周文公之《诗》曰：‘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’”[14]45言周文公之诗，似系此诗于周公旦，与《左传》两相矛盾。《毛诗序》曰：“《常棣》，燕兄弟也。闵管、蔡之失道，故作《常棣》焉。”[15]407似乎更倾向于其为周公之诗。郑《笺》则力主调和：“周公吊二叔之不咸，而使兄弟之恩疏。召公为作此诗，而歌之以亲之。”[15]407晋代杜预注《左传》曰：“周厉王之时，周德衰微，兄弟道缺，召穆公于东都收会宗族，特作此周公之乐，歌《常棣》。”[13]1817虽也力主调和，但言厉王之时，起码在年代上与召穆公是合拍的。杨树达认为郑玄、杜预都是在调和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的矛盾，他分析道： 今按，周公诛管蔡而召公乃言“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”，岂非责骂周公乎？此于情理必不可通者也。此郑说之不可信也。古人言赋诗有二义，自作诗为赋，诵古人之诗亦言赋，至于作诗，不得以歌诵前人之诗解之，《左传》明言召穆公作诗，非言赋诗，此杜歌诗之说不可通也。今以此铭（引者案：即《六年琱生簋》铭文）核之，公分禀贝于宗族，此与纠合宗族之事一贯也。献田伯氏，则与诗文笃念兄弟之辞一贯也。穆公之行事与《常棣》诗章之所咏歌，訢合无间，故《常棣》之诗必当依《左传》之说为召穆公所作[16]422。 依此看来，《常棣》为召穆公所作当无问题，作诗地点乃在成周。牟庭致误之由，是认定成周此事必为东周之事。东周时期，固以成周所在之洛阳为都城，但在西周时期，成周之位置亦颇重要，属于王室直接掌控的地区；许多王室的命令发自成周，这在西周金文中有大量的反映。召穆公在成周纠合宗族，未必意味着是在东周之时。言召穆公随平王东迁，显然无法成立。至于召穆公的年世，目前还不能确切知道，不过言其活跃在厉、宣之世，当属合理。 凡此可知，《甘棠》“召伯虎说”起于清代，盛于20世纪，至今仍有较大影响。其核心论证基于两个方面：一是《诗》中“召伯”“召公”称谓的身份类比；二是召伯虎与周朝南方地区联系紧密。前者一以贯之，后者则在20世纪逐渐得以坐实，并不断得到开拓。然仔细考察，两者的可靠性都值得怀疑。 前者奏效的前提是《诗》中的称谓应属同一系统，或者有同一平面可资比较分析。然而，《诗经》各部分面貌、背景的复杂状况，已注定了这一前提的缺失。虽然传统乃至当今的《诗经》研究经常采用平面式的研究方法，但却很少有人关注所依据的平面究竟是否真实存在。《诗》中其他各处之“召伯”均为召伯虎，未必《甘棠》之“召伯”就必为召伯虎。仅由《诗经》内部的类比来推定“召伯”的身份，并不合适。至于后者，亦颇为可商。典籍所载召公奭与南国地区的联系，由于直接材料缺乏，曾受到质疑。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学界展开对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、现藏美国的《太保玉戈》的研究，召公奭与南国地区的关系才真正得到确认。据李学勤研究，此戈年代应在成王前期，铭文主要意指成王命召公巡省南国，沿汉而下，安抚南方诸侯，召集诸侯来朝之事[17]138。这个结论目前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。以此可知，召公奭与南方地区的关系亦颇密切。以南方地区的情势来推导“召伯虎说”，理据并不充足。 《甘棠》“召伯虎说”的种种疏失，提供给我们一些启示：一是要重视论据的效用和自限性，不能以偏概全、简单比附；二是要尊敬传统，不能盲目疑古，不能以今日之或无推论昔日之必无；三是要关注出土文献和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，及时修正既成观念。《诗经》研究历时两千余年，积累之成果与成见并皆丰厚，胡适在20世纪曾提出：“二千年研究的结果，究竟到了什么田地，很少人说得出的，只因为二千年的《诗经》烂账至今不曾有一次的总结算……我们应该把《诗经》这笔烂账结算一遍，造成一笔总账。”[18]13?14近百年过去，结算“烂账”者不少，“总账”却仍不清晰。如何真正深入地总结相关的研究历史，仍是《诗经》学界的艰巨任务。 参考文献： [1] 黄晖．论衡校释[M]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0． [2] 汪荣宝．法言义疏[M]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7． [3] 向宗鲁．说苑校证[M]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7． [4] 班固．汉书[M]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． [5] 陈立．白虎通疏证[M]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4． [6] 牟庭．诗切[M]．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3． [7] 梁启超．古书真伪及其年代[M]．上海：中华书局，1936． [8] 陆侃如，冯沅君．中国诗史[M]．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1999． [9] 傅斯年．诗经讲义稿[M]//傅斯年全集：2．长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2003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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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：《华南国防医学杂志》 网址: http://www.hngfyxzz.cn/qikandaodu/2020/1228/393.html